思源丨俞伟超：楚文化中的神与人

楚文化中的神与人

文 / 俞伟超

楚文化是中国古代楚人所创造的一种有其自身特色的文化体系。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按照人类学家克鲁勃（A. L. Kroeber）和克拉克洪（C. Kluckhohn）在1952年所下定义而言，即为：“包括各种外显的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借助于符号的使用而学会它或传授之，并且构成为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即由历史的沿袭或选择而产生的）观念，观念是尤为重要的。文化体系虽然可以认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又可看作是一种限制人类去做其他活动的因素。”（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Paper of the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Vol. 47, No.1, 1952, P. 181）这里所说的“各种外显的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即意味着包含了人类群体的一切行为规范。依此理解，楚文化的体系，就是楚人群体的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化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楚文化当然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或转化）的过程。这个总过程，宜于分成四大阶段，主要是其中的第一、第二阶段。

第一是楚文化的渊源阶段。大体是长江中游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之初。这个地区在青铜时代早期存在着好几支文化，既含有承袭着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传统因素，又已大量渗入了黄河中游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殷墟文化的因素，也含有很多来自长江以南的几何形印文陶遗存的因素，甚至和某些从清江流域至长江三峡地区新发展起来的早期巴人文化的因素。大概在西周之初，由这些文化因素再加上新渗入的很多周文化因素综合成一体而正式形成了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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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体双人玉玦

出土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

现藏于天门市博物馆

第二是楚文化的青铜时代阶段。《史记·楚世家》载当商代末年，楚人的先祖鬻熊曾经“子事文王”，即被周文王封为子爵。《楚世家》又说，鬻熊的曾孙熊绎亦被周成王以子爵的身份封于丹阳。丹阳之地在哪里？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史记·楚世家·集解》引徐广说，在今湖北省枝江县一带；一是清代宋翔凤在《过庭录》中以为在“丹淅之会”，即丹江和淅水的交会处，大体在今河南省南部丹江水库一带。“丹淅之会”今既为水库区，已难找到古代遗址；枝江一带的鄂西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曾作过反复的考古调查，但至今还只找到西周晚期以后的楚文化遗址，故周初楚都丹阳的地望问题，尚无明确的答案。不过在文献记载中，清楚表明最迟在西周成王时，楚人已建立了国家，具有自身特色的楚文化体系当已形成。当然，这时期的楚国还是很弱小的，据《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条所说，直到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楚国的疆域只是“土不过同”。《左传》杜预注说“方百里为一同”，则其面积还没有现在的一个县那么大。大概正因如此，这阶段的楚文化至今还很难确认，其文化面貌自然还不太清楚。

第三是楚文化的繁荣阶段。约在西周晚期的周夷王时，楚国已向东扩展，至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迁都于郢，控制了江汉平原。春秋中期以后，进而扩张到淮河上游。至战国后期，又灭掉越国，势力扩展到长江三角洲。此时，楚国又已沿着长江向西进逼巴人，疆域西达长江三峡以西的重庆市涪陵县一带；向南则达到广西省北部，甚至一度进入广东、贵州两省之境，乃至云南省的滇池一带。这几乎占有了今日的南半个中国。毫无疑问，在整个春秋至战国中晚期之际，楚国最强盛，也是楚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故考古发现的楚文化遗存，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个时期。

这时期的楚文化中心，当然是在郢都一带。但现在只能肯定湖北省江陵县的纪南城是战国时期的郢都遗址，楚文王时直至春秋末所建郢都究竟在哪里，至今还不清楚。从已有发现看，等级最高的春秋中、晚期的楚墓，还只是在河南省南部的淅川一带找到过；战国时期的，则大都在江陵纪南城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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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神兽

1990年出土于河南省淅川徐家岭九号墓

春秋，通高 48 厘米

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公元前278年，秦国白起攻下了纪南城这个郢都，楚国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省淮阳县）。公元前253年，又迁都于钜阳。公元前241年，最后迁都于寿春（今安徽省寿县），至公元前223年被秦国灭亡。这段时期楚文化的中心区域被秦人逼迫转移到了河南省东南部至安徽一带，是楚文化的衰落期，但其文化总貌仍然保存着原有的传统特色。

第四是楚文化的延续阶段。在秦灭楚的过程中，原为楚境的大片地段，都立即渗入了大量秦文化的因素；至西汉以后，逐渐形成的汉文化又在这些地区生长起来。总的趋向是楚国旧境内原先的那种楚文化因素，正在迅速被秦文化和汉文化因素所代替，但取代的速度在各地区并不平衡。现在已可看到，在秦代的长沙郡、汉初的长沙国之地，尤其是今天的长沙市一带，直至西汉早期还保留着较多的楚文化传统，大约延续到汉武帝时期。这种现象表明，存在了近千年的楚文化，即使在楚国被灭亡之后，在某些地区还有近百年的延续存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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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地彩绘棺

1972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西汉，长 2.56 米，宽 1.18 米，通高 1.14 米

现藏于湖南博物院

了解到楚文化的这种在时、空上的大致变化过程后，便能比较清楚地看明白已有的楚文化的发现在楚文化发展总过程中所占的位置。

据上所述，现在对楚文化的了解，主要是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如果统观这时期中国境内的一些主要的古文化，可以看到其他一些与楚文化同时期的文化，存在着不同的哲学思潮、文学风格和艺术倾向，暗示出它们的背后都有一种特殊的“文化观念”在起制约作用。

可以举一些大概现象来略加说明。

在楚国，老庄哲学发源于此，直到汉初，楚地仍然流行黄老学说，故湖北荆门战国楚墓出土《老子》残简三种，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又出有《黄帝四经》等帛书。民俗中的巫觋活动比其他诸侯国要活跃，所以屈原在《楚辞》中便反映了大量这方面的内容。在汉代编辑的《楚辞》中，甚至还包括了《大招》《小招》这种巫师在丧葬活动中的祷辞。正因楚人“文化观念”的这种特点，楚人的随葬品以及漆画、帛画中所出现的神灵内容，就远比其他文化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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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四经》帛书

西汉

现藏于湖南博物院

在鲁地，则出现了孔子和孟子，是儒家学说的发祥地。孔孟之道以阐述人间的伦理道德为重，故此地的艺术行为就缺少神奇色彩。这两种现象显然也是被另一种“文化观念”所制约的。

在三晋，诞生了法家学说，强调法治而力主耕战。三晋的青铜器上所以多见表现等级制度的礼仪活动的图像，当然也就是又一种“文化观念”的不同表现形式。

在秦地，商鞅、韩非、李斯的法家思想则自战国中期以后一直占有统治地位。专制主义的控制远比其他诸侯国要严厉，至秦始皇之时，更达到了顶峰。这除了表现为建造出超出一般想象的巨大规模的宫殿、陵墓等建筑物以外，秦始皇陵墓区内随葬的大量兵马俑，尽管数量达到好几千，但无论是将军俑或兵士俑，几乎都具有一种沉重的情态。这当然就是那种严酷的专制主义精神的艺术体现。

观察了上述几种春秋晚期至战国时代的古文化的特点后，当能进一步思索出正是因为这些文化各有不同的“文化观念”，才使各自的哲学、文学、艺术等行为都存在着一种气息相通的联系。楚文化中巫觋活动及神灵信仰的发达，自然也反映出了这种“文化观念”的强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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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御龙帛画》

锦帛设色，西汉，37.5 x 28 cm

现藏于湖南博物院

为了进一步理解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中的神灵信仰情况，这里应当先回顾一下这种信仰在更早时期的总面貌。

在人类的幼年时期，不懂得天下万物生长、消亡之理，并因自身力量的微弱，自然觉得天地间的一切周围之物，例如日月星辰、山川江海以及各种动植物，往往有能决定自己命运的神奇力量。于是，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几乎都产生过万物有灵的观念，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诸神信仰。

在人类刚刚走出动物界的时候，人们又会天然地感到自身是动物界中的一员，因而很容易和某一种类的动物认同其亲缘关系，产生图腾崇拜。无论是万物有灵的信仰或是图腾崇拜，都会把某些动植物当作神灵或祖神来崇拜。

从数万年前开始出现的艺术品，直到整个新石器时代，表现的形象便主要是动植物或人体，它们其实都是祈求狩猎顺利、农业丰收和生育繁盛的崇拜物。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些图案，恐怕仍是若干崇拜物的抽象和变体，不见得纯粹是为了产生装饰意味的效果而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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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人面纹佩

新石器时代，高 3.2 厘米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由这种世界观决定的艺术行为，即使到了青铜时代，亦未发生转折性的变化。在此阶段，无论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巴比伦，还是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中美的玛雅文化，或是中国的夏、商、周，由于已进入到文明时代，已经是王权和神权并重，但艺术行为还几乎仍是为了神权的需要而进行的。

就夏商周而言，最具文化特点的是大量青铜礼器。这是沟通神灵与人世的祭祀用物，上面铸出的种种图案，应该主要是崇拜的神灵的一种变形表现。《春秋》宣公三年所载王孙满的一段话，说明了这一点。其原文为：“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转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从前夏代施行德政，远方之地皆献上神灵的图像，九州之内并进贡铜料，用来铸造上有各种鬼神形态的大鼎。使用了这种铜鼎，百姓跋山涉水，深入荒林，也不会碰到鬼怪；深山老林中的各种鬼怪，都将躲而避之。这可以承接上天恩惠、沟通大地。”王孙满是春秋时的周大夫，非常熟悉使用各种青铜礼器进行祭祀活动的礼仪，当然了解三代铜器上各种图案的涵义。这段话明确指出，只要供奉鼎上铸出的“百物”（神灵），就能驱散鬼怪的侵扰。王孙满既然懂得夏鼎上的“百物”图像是可以驱赶鬼怪的神灵，商、周青铜器上习见的神化动物形象，当然也就是各种神灵的象征。如依此认识为基点，再通观商代和西周铜器，就又能看到在那个时期的艺术品中，几乎不见表现人间活动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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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纹方座簋

西周早期，高 28.2 厘米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青铜礼器或其他工艺品上出现描绘人间活动的场面，基本是从春秋晚期才开始的。最初主要是在青铜礼器上出现若干表现礼仪活动的场面，如射礼、饮酒礼、蒐礼、蚕桑礼等活动的场面。这种图像，在三晋礼器上最为多见，但长沙出土的楚国铜匜上，也出现过用细线刻镂出的饮酒礼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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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纹豆

春秋，高 21.4 厘米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但此时传统的诸神信仰，并未完全消亡。据战国时屈原在《天问》中的叙述，表明在当时的楚国先王之庙和公卿的祠堂中，绘有天地、山川、神灵及古圣贤事迹的图画。按照《天问》所述，自开天辟地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古圣贤、古帝王的重大行为，始终和天地、山川、神灵的活动交织在一起。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信仰中，神灵和重大的人间活动是交错并存而分不开的。

《天问》所述，并未说明神灵和人间活动在天地之间所占的具体位置，但据《楚辞》所收宋玉的《招魂》和长沙马王堆M1、M3所出两幅汉初文景时期的帛画，此时楚人已把世界明确分为天上、人间、地下三部分。天上是天帝及日月星辰及其他各种鬼神所居，像伏羲这种古圣贤大概因为具有创造人间生命之功，也似天帝那样高居上天之中。地下是幽都，有土伯等神灵以及交龙等鬼怪。最迟从《左传》隐公元年所载内容算起，中国古代已有“地下黄泉”之说。帛画承袭着这种观念，把地下幽都描绘成海洋般的世界。天地之间便是人间，墓主生前活动的在世生活，即在其间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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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一号汉墓T形帛画

西汉，通长 205 厘米，顶端宽 92 厘米，末端宽 47.7 厘米 

现藏于湖南博物院

《招魂》是一篇巫师在举行丧葬活动时为死者招魂而念的祷辞，其内容和马王堆的两幅帛画所绘内容基本一致。这三者尽管都是汉代的作品，但汉初的长沙国地区仍然保存着大量从前的楚文化遗俗。就以马王堆汉墓而言，便继续使用着战国时楚国的棺椁制度、衣衾制度以及随葬品制度；并且，当时在长沙国中仍然通行楚国“郢称”这种称量的黄金货币；又如马王堆M3所出遗册，还把当时当地流行的某些服装和乐舞叫作“楚服”“楚舞”。只要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考虑，就可以认为《招魂》和两幅帛画所表现的活动和观念，在更早的楚国之中也一定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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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郢称”金版

长 7 厘米，宽 6.72 厘米

现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

综上所述，在春秋晚期以前，楚人大概和商人、周人差不多，头脑中充斥着种种神灵主宰一切的思想，因而在各种活动中，到处都要表现神灵的无所不在。到春秋晚期以后，诸神信仰尽管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人们毕竟已逐渐认识到自身所独立存在的力量，从而开始出现表现人间活动的艺术品。至汉武帝以后，“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和“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皆见《汉书·董仲舒传》）为道德规范的观念，成为新的时代思潮，于是，神与人的相互地位又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化。但是，曾经在历史上长期独立存在的楚文化，此时只在某些方面还保留着一点遗痕，严格意义上的楚文化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在探讨楚文化中神与人的相对地位的变化过程时，当然就不必再详论了。

原文最初为德文课本，发表于1996年，题目为Menschen und Gotter in der Kultur von Chu，刊于DAS ALTE CHINA（Menschen und Gotter in Reich der Mitte, 5000v. Chr. -220n. Chr.），pp. 130~135，MUNSTHALLE der Hypo-kultur-stiftung Muenchen 2. Dezember 1995~3. Marz, 1996。本次发表中文稿时，我本欲做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并增加一些新材料，另一方面也想把这个问题谈得更透彻一些。因诸事繁忙，一时无法动笔，只有依德文译稿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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